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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栏 | 世界名人简史:贝卡里亚,致力于意大利法律改革

2018-12-17 15:40:59 | 来源: | 阅读:692

意大利的道德和习俗一直保留着暴力与懒散血仇与情爱的混合状态。14岁的莫扎特于1770年在博洛尼亚写道:“意大利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国家。”他远没学到午睡的哲学。他的父亲于1775年持此种看法:“大利人在世界各地皆为地痞流氓。”莫扎特和歌德两人皆对意大利的犯罪情形做过评论。莫扎特在那不勒斯写道“乞丐们有他们自己的队长或首领,这些乞丐首领只要保持乞丐们安分守已,即可按月从国王那里获得25杜卡特的银币。”歌德写道:“最使陌生人惊悸的是暗杀行。今天的牺牲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施文德曼…和他搏斗的刺客刺了他20刀。而警察走上前来时,这个恶棍企图自杀。在这里,事情通常不是这样谋杀者通常逃向最近的教堂,一旦到达那里,他就非常安全。”每所教堂给予罪犯“庇护所”一只要他停留在它的屋顶下,就可免受逮捕。

法律宁可靠着严厉的制裁以阻止犯罪,而不愿意靠着警察的效率。在个性温和的本尼狄克特十四世统治下的意大利法律,诽谤罪即处以鞭笞之刑,而且有13的罪犯被处在大型船舰上服5年苦役之刑。对他人人格的诽谤,即使只讲实话而不讲其他,仍可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贴于公共处所的讽刺诗文仍然众多而不曾减少)。秘密携带手枪处以同样的刑罚。在许多地区,借着逃脱到邻国或由于法官的慈悲或由于教堂的庇护,而能够规避这些处刑的敇令,但在几个实际案件中,它们被严格地执行着。一个假扮教士的人被处以绞首之刑。另外一位偷走一件教士的法袍而以1.25法郎出售的人,同样被处以绞首之刑。另外一位写信指控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勾结玛丽·克莱门蒂娜之罪的人被处斩。

直至172年,因犯均一个接一个地被处以车磔之刑,或被绑在马尾,而被刺的马拖着他们在地上疾驰,我们应该附加说明较为积极的一面—有些团体筹款支付罚金来保释囚犯们。在法律的程序和处两个方面的改革,自然成为人道主义者的启蒙运动和摆脱残酷神学理论的基督教伦理学产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部分结果。就本世纪内最有效的法律改革的要求来自米兰的贵族们这一点而言,实为意大利的一项荣耀。贝卡里亚侯爵是耶稣会会士和哲学家们的结晶品。虽然富有到可以过着懒散的生活,他不断地致力于哲学方面的写作和实际改革的事业上,他压着不去攻击人民信奉的宗教,却直接地和犯罪与制裁的真实情况相遇。他对米兰诸狱中孕育疾病的那种脏乱,及听到囚犯们讲述他们为何沉沦于犯罪,他们曾经如何受到审判的情形而感到震惊。

他发现法律程序的杂乱无章,对嫌疑犯和证人施行的不人道的苦刑,在审判上的那种专断的冷酷严厉和慈悲放纵,及处刑上的野和残忍等各项昭彰的恶名,他为此感到沮丧不已。约1761年,贝卡里亚加入一个他们称之为“拳头”的社团,他们发誓一方面要去行动,一方面要去思想。1764年,他们首先模仿艾迪生的《旁观者》日刊而发行一份名为《咖啡》的评论架志。并在同年,贝卡里亚发行其历史上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他开卷便谦逊地宣称他正追随波尔多议会“不朽的议长”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领导。法律应该以理性为基础,它们基本的理性是不要报复犯罪而要保全社会秩序,它们应该永远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目的,这是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著名原则。

以其一贯的坦率,贝卡里亚承认受了爱尔维修的影响,爱尔维修于1758年出版的《论精神》一书中提出过同样的公式。(它在1725年弗朗西斯·哈奇森所著的《美和美德的观念一书中已经出现过。)贝卡里亚说道:为了使社会获得益处,使教育普及而深入以期减少犯罪行为,将比诉诺制裁更为明智,因为凭着观念的联想,制裁可能使一位临时做坏事的恶棍成为一名根深蒂固的罪犯。每位被告应该在宣誓公正无私而有能力的法官们面前接受一个公平而公开的审判。审判应在控告之后立刻开始。不应该按照犯人的犯罪意图来定刑的轻重,而应该就其对社会造成的实际损害来酌情定罪刑的轻重。残暴的制裁孕育出残暴的人格,甚至在非罪犯的大众中亦然。刑讯永不能使用,一位习惯于痛苦的罪人,可以忍受刑讯而被认为无罪;然而一位神经敏感的无辜的人,可能无法忍受刑讯而招供任何事情从而被判为有罪。教堂应该不再被允许去当作罪犯们的庇护所。

死刑应被废除。这本小书在18个月中发行了6版,并被译成22种欧洲语言。贝卡里亚称赞由莫雷莱所译的法文版本较原版好。伏尔泰对莫雷莱的译本写了一篇匿名的序言,而且反复地承认贝卡里亚对他自己在法律改革方面的努力产生了影响。大多数意大利诸小国立刻改革它们的刑法法典,几乎整个欧洲到了789年都废除刑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在其领土内废除刑讯这一点,也是受到贝卡里亚和伏尔泰的影响特烈大帝已经于1740年废止刑讯,除了叛国罪之外。1768年,贝卡里亚被任命为米兰的巴拉丁学院的法律和经济方面的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显然是为他设立的。1790年,他被提名为伦巴底的法律学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他的讲演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在分工、劳力和资本间的关系,及人口与食物供给的关系等几个基本观念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在他身上复活,如同启蒙运动在意大利复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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